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历史

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日期:2017-12-03    来源:前沿资讯    编辑:静雅    热度:
导读:“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

土地改革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着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着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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