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访?历史

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日期:2017-10-12    来源:前沿资讯    编辑:静雅    热度:
导读:那君主微服私访,又所为何事?用康熙的话来说,是为“恐人作弊,昌言于外”;用王夫之的话来说,是“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换成今日的话来说,有为的君主希望以...

  古时君主偶有“微服私访”之举,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阳”,不过“康熙微服私访记”之类的故事则完全是戏说的,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倒是据《康熙朝实录》,康熙本人并不赞同微服私访,他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宋太祖“易服微行”,则确有其事。司马光《涑水记闻》称,“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但臣僚并不赞成皇帝微服私访,明末的王夫之更是在其着述《宋论》上对宋太祖微行一事作了措词强烈的批评。

  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访?这里首先涉及到“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再往深,又隐藏着一个君主当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

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访?

微服私访

  先来说微服私访的成本,宋代的臣僚主要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或谏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即担心出现不堪设想的意外,这并不是臣下多虑,朱弁的《曲洧旧闻》就记有宋太祖遇刺一事:“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不过宋太祖似乎并不十分顾虑自身安危,“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

  王夫之不相信宋太祖毫无防备,认为他“微行之顷,左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即早已布置好周全、秘密的保安工程。不管王夫之的猜测有没有道理,皇帝微服私访的成本肯定是极高的—— 如果不加防备,则难保没有“不虞之变”;如果严加防护,则势必劳师动众。

  那君主微服私访,又所为何事?用康熙的话来说,是为“恐人作弊,昌言于外”;用王夫之的话来说,是“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换成今日的话来说,有为的君主希望以微服私访的方式,绕过颟顸的官僚集团,亲入民间,收集到更真实的信息。但微服私访能达致这个预期吗?王夫之认为,不能。因为君主以为自己出访严格保密,但实际上,君主往往刚离禁闱,消息便泄露出去,下面的人知道皇上要来私访了,又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饰慧为朴,行谄以戆”,演戏给皇帝看,结果就是皇帝受到了蒙蔽而不自知。而且,君主微行访查所得到的信息,通常也是碎片化的,即使“偶得之小民者”,一时之间也难以核实。如果君主“自矜其察微之睿”,根据这些不尽可靠的信息“以定黜陟,以衡兴革,以用刑赏,以权取与,而群臣莫敢争焉”,则难免有独断之弊。

  这一番“成本—收益”计算下来,微服私访看来并不是体察民情、治理政事的好办法,难怪康熙说,“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的办法是设立“密奏制”,他对宋明君主微行之事的批评,便是在“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可密奏”的时候说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清代密奏制的背后,埋伏着一个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所谓“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康熙自述)。因为君主乾纲独断,臣下的密奏才是必要的。这样的治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共治”之道,思想开明的王夫之更不可能支持密奏制了。

  王夫之说,“欲成天下之务,必详其理”,即实现优良的治理,需要先明白治理之道。王夫之理想中的治理之道,不是表现为君主以一人之力之智“与天下斗捷”,而是建立一种接近于“虚君共治”的权力框架:君主在这个权力构架中“端拱于上”,统而不治,具体的治理权划分为四块:冢宰负责选举,宪臣负责监察,廷尉执掌司法,宰相则主执政大权。四者各司其职,各行其权。这样,“以求俊乂(才德出众的人才),冢宰公而侧陋(出身卑微的贤才)举矣;以察官邪,宪臣廉而贪墨屏矣;以平狱讼,廷尉慎而诬罔消矣;以处危疑,相臣忠而国本固矣”。意思是说,在这一分权构架下,冢宰秉公,则即便是出身卑微的贤才也会被发现;宪臣廉正,则贪墨的官吏会受到抑制;廷尉审慎,则司法得以保持公正;宰相忠诚执政,则国家得以安宁。这样,君主只需居中监督、督促这四条权力分支的工作,则“垂旒纩而坐”便可治理天下,用不着密奏制,也用不着微服私访。

  当然这个“虚君共治”式的权力构架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通畅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撑,王夫之说“欲通天下之志,必达其情”,便是这个意思。那各地的信息该如何反馈到朝廷的权力中枢?王夫之设想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完成下情上达:“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达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在信息技术落后、民意表达机制也不发达的明末清初,王夫之寄希望于科层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他在17世纪的中国就能设想出互联网和代议制。

  但科层制又具有内在的信息过滤本能,信息在科层制的传递过程中难免会被变形、遗漏、注水。也正因为此,旧时有作为的君主才想以微服私访相补救。现代政制则通过设立代议制来救科层制之弊。17世纪的王夫之虽然还想象不出代议制,但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已经有了这样的阐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黄宗羲的设想中,这样的“学校”显然不仅是教育机构,而是具备了近代议会雏形的性质。将黄宗羲所说的“学校”作为民意表达机构补充进前面王夫之勾勒出来的分权构架,便是一个宪政性的政体了。

  至此,我们才可以完整发现蕴藏于王夫之《论宋太祖微服私访》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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