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简介 张伯驹与潘素的爱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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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简介 张伯驹与潘素的爱情

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

  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 ,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秣陵镇阎楼村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着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

  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俗世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违和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结束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

  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口的一品香酒店。

  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那是1935年,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岁。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二十一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

  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

  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画如其人,潘素的画,像极了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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