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历史

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日期:2017-06-17    来源:前沿资讯    编辑:静雅    热度:
导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私塾到新文化运动,无不一一透露着鲁迅先生的精神。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鲁迅先生,让我们进入鲁迅先生的生活,也让他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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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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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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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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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 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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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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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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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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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开始到日本时是学医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解救人民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需要打开思想上的枷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犀利的笔去挑开旧世界的黑幕,让人民群众看清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看清自己的愚昧,赶快奋发起来,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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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开始到日本时是学医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解救人民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需要打开思想上的枷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犀利的笔去挑开旧世界的黑幕,让人民群众看清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看清自己的愚昧,赶快奋发起来,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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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蒋氏:鲁迅继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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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与许广平之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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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集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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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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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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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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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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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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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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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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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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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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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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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3年9月,中国国内共有11处鲁迅纪念场所: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墓;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北京和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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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鲁迅纪念馆成立于1953年1月,位于鲁迅故居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鲁迅青少年时期在此纪念馆旁的故居生活,往后鲁迅在作品中对此多次提及以及。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就将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照原样进行布置,并与1949年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开放。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建国后全国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博物馆),始建于1950年,地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甜爱路200号。该馆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已经形成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生平陈列三位一体的纪念建筑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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